1972年9月6日凌晨3点钟，时任以色列总理梅厄夫人接到了一个电话，来自她手下情报机关摩萨德局长扎米尔。

局长的消息简短而无情：“所有的人质都被杀害了”。梅厄夫人感到就像一记重重的耳光打在自己脸上。

就在一个小时前，她明明亲眼看见西德总理勃兰特在电视上郑重宣布：西德警方解救被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绑架的以色列运动员行动取得了全面成功，9名人质全部幸存。

以色列政府和梅厄夫人亲自挨个给运动员家属们去电，报告这个天大的好消息。如果没有扎米尔的电话，总理和同事此刻还在享受举杯庆祝的喜悦。

“夫人，我当时就在现场。所有人都死了。”这场震惊世界体育史的第20届奥运会“慕尼黑惨案”， 付出了总计11名以色列运动员、5名巴解组织成员、一名西德警察的人命代价。

扎米尔局长对总理的建议是：用恐怖来报复恐怖。

死刑名单

在慕尼黑事件中，巴解组织一共派出了8名杀手，其中除去5人死亡，还有3名被关押在西德监狱里。

1972年10月29日，巴解组织再次派出两人，劫持了一架从叙利亚飞往德国法兰克福的汉莎航空公司的飞机，要求以此来交换3名幸存同伙。

在慕尼黑事件中颜面扫地的西德政府，实在不愿意再得罪这些疯子，赶紧完全按照他们的要求，将3人客客气气礼送出境，乘坐飞机回到了利比亚。

整个阿拉伯世界为这3个“民族英雄”安全归来而欢呼。在利比亚，阿拉伯人特意举办了一场新闻发布会，向全世界宣布这场属于巴勒斯坦的“胜利”。

殊不知，阿拉伯人的高调同时也把梅厄政府逼入了绝境，本来她宁愿在战场上光明正大地击败那些可笑的阿拉伯军队。如今在全国人民极度的怒火中，她也不需要再有任何顾虑。

新闻发布会几天之后，以下几人被召集到以色列总理办公室：扎米尔，军方强硬派将领沙龙和亚里夫，以及一名化名“阿夫纳”的特工。

“我已经做出了决定，那就是复仇，全部责任由我来负，你们几位可以商量一下”。女总理不多说一句废话，转身离开了办公室。

扎米尔告诉阿夫纳，摩萨德要成立一个以他为组长的特别行动小组，行动代号为“上帝之怒”，复仇对象则是慕尼黑惨案的元凶，巴勒斯坦激进派别“黑九月”。

扎米尔毫不避讳地说，“你们就像是一个恐怖小组，但能量要比他们大得多，明白吗？”

他拿出了一份条件十分苛刻的合同，一经签字，特别行动小组就在名义上被摩萨德就地解雇，没有任何津贴和养老金，也不会得到来自以色列官方任何保护和承认。

阿夫纳和队友爆破专家罗伯特，神枪手史蒂夫，通信专家卡尔，伪造专家汉斯（全都是化名），没有多犹豫就在合同上签了字。为国家践行“以牙还牙”的复仇，他们谁也不后悔。

随后一份写着11个名字的名单被交到阿夫纳手中，这是一个由梅厄总理、扎米尔局长、摩西国防部长和其他极少数心腹组成的无名绝密委员会，亲自审核敲定的“黑九月”领导人员。

名单上面的每一个人，不论付出多大代价，都必须死。

床垫炸弹

1973年1月23日，一位叫做侯赛因·阿巴德·希尔的“东方语言教师”来到了地中海岛国塞浦路斯，入住首都尼科西亚的奥林匹克饭店。

3个月前，在罗马，一名叫做兹怀特的利比亚驻意大利大使馆雇员被人离奇枪杀，死在自己公寓楼下。上个月，在巴黎，一名叫做哈姆沙里的历史学博士在接电话时，被藏在电话里的炸弹炸成重伤，在病床上挣扎了3个星期才痛苦死去。

兹怀特与哈姆沙里的真正身份，是“黑九月”分别在罗马和巴黎的负责人，在11人名单上，列第四、第三位。

阿巴德在名单上，则列于第十位，他在“黑九月”的职责，是巴解组织与全球最强大的情报机关苏联克格勃的联络员。

阿巴德的心情一定不会很好，两名同事接连遇难，谁都知道幕后的黑手，但又无计可施。也许同样精于暗杀的克格勃，可以为自己提供一条生路。

不过他的命运自从离开安全的大马士革，来到游人如织的地中海，就已经注定。

在阿巴德的隔壁，住着一对以色列新婚夫妇，不过这正是阿巴德需要的。

因为真正的摩萨德特工绝对不会公然用以色列的身份活动，而住在犹太人的隔壁，能够很好地让他们投鼠忌器，不敢使用威力巨大的炸弹。

事实上也确实如此，特别行动小组自计划开始，就必须确保以色列夫妇的安全，毕竟总不能打着为同胞复仇的旗号，牺牲无辜同胞的性命。

炸弹专家罗伯特费了好大心思，终于设计出一种小型压力炸弹。

这种炸弹由6块炸药包连着4个强力弹簧，只有当一个人躺在坐在上面，才能触发保险，然后通过远程无线电发射信号，引爆炸弹。

这颗炸弹原本设计的最佳放置地点是阿巴德的汽车，但是经验丰富的克格勃从来都是用专车接送线人，摩萨德只能否决这个计划。

不过也有第二个好地方。 第二天，阿巴德准时上了克格勃的小汽车之后，罗伯特和汉斯拿着早就配好的钥匙，进入了他的房间。

两人把房间所有的电灯线路都破坏了，只留下床头一盏灯可以使用，然后把压力炸弹塞入了厚厚的床垫下面。

晚上10点，克格勃的专车把阿巴德送回了酒店，两组死神已经等待着他：阿夫纳、罗伯特和汉斯埋伏在楼下的树荫里，专注地看着阿巴德房间里的灯光；史蒂夫带着微型手枪守在电梯口，以防目标突然再次外出。

正所谓天助摩萨德，隔壁的以色列夫妇迟迟没有回到房间，特别行动小组可以完全放手大干一场。

10点半左右，等得有些心焦的小组成员终于看到窗口的灯光消失，过了两分钟，阿夫纳命令罗伯特按下遥控，结果出人意料，什么也没有发生。

正在罗伯特以为自己精心制造的炸弹出了什么差错，经验老道的阿夫纳抬手阻止：“等等”。

原来阿夫纳在窗口发现了一个小小的红点，那说明阿巴德正站在窗口抽着烟，并没有睡到床上。

摩萨德小组们于是盯着红点继续耐心等待，又过了几分钟，一个烟头掉在他们附近的草坪上，阿巴德的影子消失在窗口。

罗伯特默默计算着时间，按下按钮，一阵巨大的爆炸声混合玻璃碎片、石头从头顶像雨点一样落下。

史蒂夫和同伴立刻从电梯冲进房间检验战果，房间里血腥和焦烟味道弥漫，天花板上还沾满着血污肉块，阿巴德的死状比前面两个要凄惨百倍。

直到特别行动小组撤退完毕，那对以色列夫妇也没有回到房间。

三次暗杀任务成功得手之后，在阿拉伯国家的报纸上，剩下还活着的8名黑九月成员见到了自己的报告，都是摩萨德特意刊登的。

他们的家中也收到了神秘信件，里面详细地列出了收件人的妻子、孩子、父母、兄弟姐妹的姓名，以及他们的家庭住址、职业和工作地点。

“黑九月”这才感受到了什么叫做真正的恐怖，低落的士气开始在组织内部迅速蔓延。

梅厄的遗憾

到1973年，特别行动小组已经完成了暗杀名单中的10个目标。

无论是黑九月的武器供应商库拜西、爆破专家达乌德、法国负责人布迪亚、谋士哈达德、黑九月顶头上司“法塔赫”的三名高官纳赛尔、纳杰尔、阿德万，都没能活过慕尼黑事件一周年。

而此时名单中唯一活着的，也是最重要的目标，黑九月的首脑，慕尼黑惨案真正的决策者阿里·哈桑·萨拉曼，却依然逍遥法外。

萨拉曼不同于他的手下，他甚至还有能力召集足够的力量反击，想要趁着梅厄夫人访问罗马教皇的时候，将她用导弹轰成碎片。由于摩萨德出色的保护，这项阴谋并没有得逞。

不过萨拉曼还是让摩萨德吃够了苦头，其中后果最严重的一次，是在挪威小镇利勒哈默尔，摩萨德误把一个摩洛哥裔服务生当作萨拉曼当街枪杀，造成小镇四十年来的第一起谋杀事件。

这次失败的行动让梅厄政府丢尽了脸面，不仅整个欧洲的摩萨德接头地在审讯中被公布于世，还有6名“精锐特工”当着全世界的面被送上法庭审判。

迫于巨大的政治外交压力，梅厄夫人不得不中止“上帝之怒”行动，阿夫纳的小组被命令解散，以赔偿受害者家属几十万美元了事。

随着这次行动的失败，梅厄夫人本人的命运也急转直下。

1973年10月爆发的赎罪日战争，以色列在仓促之中以及其惨重的代价才获得胜利，国内对这位铁娘子的批评声浪空前高涨。1974年6月，梅厄在全以色列的问责声中，只能无奈提出辞职。

1978年12月8日，梅厄在身患长达12年的白血病之后，因肝炎病逝。对她个人而言，没能除掉萨拉曼，“上帝之怒”行动无疑是失败的。

但是扎米尔局长、阿夫纳队长心中知道，只要萨拉曼不死，“上帝之怒”行动就从未结束。

睡美人之苏醒

1978年，英国伦敦—个富有的犹太人女儿，艾丽卡·马丽娅·钱伯斯，接到了来自摩萨德的秘密指令，要她从德国前往黎巴嫩。

钱伯斯曾经在以色列一家希伯来语大学进修，因为接触到在纳粹大屠杀中不少亲戚惨死的证据，她十分轻易就被摩萨德招募成女特工，当作一名闲棋冷子备用。

钱伯斯在摩萨德内部的代号，叫做佩妮洛普，也是她在德国邻居口中的名字，已经在德国住了3年。

同时在1973到1978年的五年时间里，摩萨德并未针对萨拉曼发动更多的暗杀行动。萨拉曼在法塔赫内部威望地位节节攀升，被视为阿拉法特的头号接班人，号称“红色王子”。

萨拉曼还有另外一层秘密保护：他在恐怖行动中，小心翼翼地维持着与头号强国美国的良好关系，多次动用黑九月的力量保护美国人。

长久的安全与事业有成，松懈了萨拉曼年轻时候的战斗激情，他认为摩萨德已经认输，自己可以放心地迎娶黎巴嫩选美冠军，作为自己劳苦功高的犒赏。

但是1978年，以色列总理贝京重新召来阿夫纳，秘密宣布“上帝之怒”重新开始。

1978年11月，佩妮洛普在贝鲁特的居里夫人大街的公寓楼里，租下了一套位于八楼的房间，没人知道这位来自德国，在贝鲁特一家医院里低调工作的“国际慈善组织志愿者”起疑心。

闲暇的时候，贝鲁特的邻居们看见佩妮洛普或是拿着食物逗弄街上的猫咪，或是对着贝鲁特美丽的风景细心作画。

实际上，从佩妮洛普精心挑选的房间阳台望去，楼下最显眼的位置是大街的十字路口。

每天都会有两辆车从这里经过：一辆雪佛来和一辆路虎越野车，根据十字路口的驾驶规则，要求司机必定会在此处减速。

佩妮洛普知道，雪佛来车里坐的就是萨拉曼。因为在他常去的健身房，早就有一名摩萨德特工和萨拉曼成了“好朋友”，萨拉曼不仅邀请他一起去打球，还经常与他互赠礼物。

那名特工娴熟地使用着自己人格分裂的心理，把杀死这个富有人格魅力的好朋友的关键信息一丝不苟地上报给摩萨德总部。

1979年1月18日，贝鲁特迎来了另一名英国游客。他到达之后仅仅做了一件事，租了一辆蓝色大众高尔夫轿车。

当天半夜，这辆车开到了一处僻静的海滩上，一艘等候已久的橡皮艇上下来两个人，把一个神秘装置放进了汽车后备箱里，然后把橡皮艇立即开走。

1月21日，这辆蓝色大众轿车停在了居里夫人大街的十字路口，那位英国游客此时已经身处塞浦路斯。佩妮洛普的手里，则多了一个遥控器。

下午三点45分，正在阳台上作画的佩妮洛普看到了再熟悉不过的雪佛兰和路虎，这一次她美丽的手没有去拿颜料和画笔，而是按下了遥控器上的按钮。

从巨大的爆炸响声中，浑身是血的萨拉曼艰难地爬出了已经变成火球的汽车，尽管救护车把他送到了医院进行抢救，几个小时后，他就死在了手术台上。

摩萨德终于彻底完成了“上帝的复仇“，以色列人宣称，这是一次迟到的正义。可实际上，除了萨拉曼和他的保镖之外，还有4名无辜的路人为犹太人疯狂的怒火一起陪葬。

这是佩妮洛普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为摩萨德办事，任务成功当晚，她来到放置汽车炸弹的海滩上，由同一艘橡皮艇撤离黎巴嫩。

在对“黑九月“的复仇之中，摩萨德终于取得了彻底的胜利。至于所谓的正义，双方谁也没有真正拥有过。